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保研资格举报信

　　原创来源：“馒头沛酒”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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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一封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举报信在网络上悄然传播开来。

　　举报信声称，法大某班的一位班长，利用“职务”之便，将同学们提交给他进行中转上交的作业进行了删减，目的是为了降低这些同学在这一科目上的成绩，进而在保研排名中获得优势，涉及到多位可能拥有保研资格的同学。

　　目前法大尚未对此做出回应。

　　01

　　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有待考证，我们可以让子弹飞一会。但是，借助这个机会，我们可以简要探讨一下，保研机制问题。

　　我们都知道，若想攻读研究生，无外乎是三条道路，一是参加统考，代价是至少一年的用功复习和数以百万计的竞争对手；二是参加研究生支教团，代价是一年的奔波教书，同时就读院校只能是本科原有院校。所以以上两条都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因此最优解，是第三条道路，争取保研。

　　一般而言，院校层次不同，保研名额也有不同，除去没有保研资格的院校以外，拥有保研资格的院校名额，从全系只有一个，到全系40-50%不等。总体来说，学校越好，保研名额越多。

　　但再高，也不可能达到100%。

　　所以这需要同学们去争取，去竞争。

　　过去因为经济大环境好，考研本身也不难，所以保研虽然有竞争，但是总体还是良性的，能够选拔一些具有学术潜力和学术兴趣的人，攻读研究生。

　　但是这几年，经济下行，考研人数也翻了几番，因此，保研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然而，更多的人参与竞争，选拔出的人才就更加出色了吗？

　　并没有，我不无遗憾的表示，当下的保研机制，已经完完全全背离了最初选拔学术人才的初衷。

　　保研看重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专业课成绩和综合评测两部分。前一部分要求学生必须功课优秀，后一部分则要求学生们广泛参与社会实践，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听起来还不错对吧？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上至最顶尖的人大法学院，中至一般的985211，下至拥有一两个名额的双非一本，都在这些机制导向下，走向歧途。

　　一名在人大念本科的学生这么评价自己学院目前的情况：

　　我今天要搞个社团活动，搞个大创项目，参加个竞赛，好家伙，读书的可真不多，让一群理论知识都没掌握透的本科生在那里搞那些前沿的问题。大把人连正经教材都没读过就开始搞各种前言民商法问题，简单一句，好高骛远。

　　在听到他的评价之前，我原本以为这些问题只是一般院校或是中流院校才存在的，但实际情况是，全国的法学院校，都陷入了这样的漩涡之中。

　　02

　　我想讲一讲我的故事。

　　在我念本科的时候，我们法学院大概前10%拥有保研资格，我在大一的时候，也是很努力的学习、背书。

　　但那个时候我笨啊。

　　我没加什么学生会，也没询问什么学长学姐。

　　所以我不知道考试的方向是什么，我是按照高中复习文综的方法去复习法学内容的。我下课就跑到自习室看书、做题，甚至开始提前看司法考试的东西。

　　结果就是，在大一上学期科目只有宪法法理两门的时候，我可以兼顾，考出不错的成绩，但是到了大一下学期四五门专业课就不行了。

　　后面我慢慢开窍了，知道了有所谓的“重点”，知道了“活学活用”。

　　但是恰好在我身上又因为某些原因与学院一两位老师产生了重大矛盾（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啥），导致我有两门经过全面复习的科目，拿了接近及格的分数。

　　所以大二下学期，我就正式的放弃了竞争保研名额。

　　我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大学生活，审视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痛定思痛，写了一篇仅自己可见的文章——《如果巅峰站不住，那就重走来时路。》

　　然后做了五件事。

　　一是开始认真健身，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二是摒弃功利主义的读书，转而真正凭借兴趣去看自己喜欢的各种著作，政治啊、军事啊、历史啊等等等等。

　　三是创设“启示录”栏目，写自己感兴趣的文章，给自己以记录，给别人以启发。首篇就是那个很著名的《启示录（一）》。

　　四是聚集了四个同学（有一个中途退出了），决定认认真真做个大创项目。我当时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说我们即将大三了，我这浑浑噩噩的两年大学时光里值得铭记的东西实在是不多，我想好好和大家一起搞个项目，不是为了加学分保研干嘛的，而是真正的锻炼一下，在大学时光里留下些什么。

　　五是鼓起勇气，敲响了我现在的导师，当时刚刚卸任院长的吴老师的大门。我向老师表明了来意，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老师根据我的描述，给我推荐一些院校供我将来报考作为选择。吴老师很和蔼，认真听我说完以后，给我推荐了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和南京大学的比较法研究所。同时呢，在项目正式立项以后，我也邀请吴老师作为我们项目的指导老师对我们进行指导和帮助。

　　结果是什么呢？

　　非常有趣的是，从大二下学期到大三上学期【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复习法考了】这一整年里，我看的书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令我诧异。比我前两年看的书都多。

　　《启示录》也越写越顺，不断有人“慕名”来加我的qq，我也积累起我文章的第一批读者。

　　大创项目顺利立项并结项，当时答辩，台下的老师和观众听到我介绍里说的“本项目共搜集有效数据9956份，项目样本遍布全国”时，一阵惊呼，我的内心真的升起一股油然的自豪感。项目结项后，我现在的导师，当时给我发了这么一句话：

　　我和项目的三位同学，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毕业时，我把下面这张毕业合照做成相框，送给了他们每个人。

　　后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我法考过了以后，最终根据实际情况，放弃报考法大，转投华师，顺利跟着导师读研。

　　我确实没拿到保研资格，除了我这个队长，其他三个都保送了。当时院里不少同学见了我都问“保研到哪里去了”，我都既惭愧又尴尬。

　　但我想说的是，我大学期间进步最快也是收获最多的一年，恰恰是我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保研之后的那一年。这一年我不功利的看书、做项目、写文章、健身，所取得的有形的、无形的成果，恰恰是我这个没保研的干的。我在那一年心态真的超级放松，超级平和。

　　这或许值得我们一点点反思，反思保研的机制，反思学生的收获。

　　对此，有次我与一位老师交流，他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向多位老师求证过，很多在本科期间履历光鲜的同学，保研读了研究生以后，就风采不再，泯然众人。这不能不说，保研机制的筛选是存在问题的。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绝不在学生。

　　03

　　当机制出现缺陷，存在一个明显不够合理的导向时，指挥棒下的每个人都是不自由的，没有人可以做到真正的平和洒脱，真正的超凡脱俗。

　　是的，我固然是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但这是我消耗身体和眼睛换来的，也许我不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那些为了保研加分在各种毫无实际意义的项目，充满形式主义的活动间疲于奔命，没有个人思考时间的同学们，或许也不用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当我把法大的这个举报信发到了朋友圈里，有位老师写了这么一段话：

　　理论上，给学生更多选择让学生忙起来，似乎也没什么不对。如何让这些机会提供与特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之间建立关联，才是问题的关键。说到底，错的不是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而是中国的大学始终没有找到一套既科学、又公正的评价机制，将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是如此。那些错综复杂的加分规则和成果计算规则，恰恰都略过了最最关键的实质评价环节。用数数取代对每个个体的实质评价，结果只能是不断加剧内卷，以及制造大量庸才。

　　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到底该去向何方呢？

　　最后，针对法大的这起事件，如果它是真实的，我也相信它是极端的，但在这样的保研机制下，所产生的这种恶性竞争致使同窗反目成仇的极端个例，或许有助于我们在人性本恶的呢喃中，明白当下制度的缺陷，并试图探求解决之道。